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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金,多年不拿分文报酬的义务总编辑
作者:未知 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 点击数:1528    更新时间:2006-11-7
  巴金(1904—2005),原名李尧棠,字芾甘。巴金同叶圣陶、鲁迅一样,既以杰出的文学成就闻名于世,同时又是出手不凡的编辑出版家。但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:鲁迅的编辑出版工作,基本上是业余进行;而叶圣陶则以之为主业,编辑出版是他赖以谋生的主要手段;巴金呢,虽也挂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头衔多年,但他做的工作,却纯粹是义务劳动,不领一文钱报酬。三个人,三种不同的参与方式,但都无一例外地对当时的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  巴金编辑活动的重大成就,是在1935年他出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后取得的。此前他虽也或参编、或主编过《半月》、《警群》、《平民之声》、《平等月刊》、《自由月刊》、《时代前》、《文学季刊》等刊物,但影响都不大。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先后主编的《文化生活丛刊》、《文学丛刊》、《译文丛书》、《新时代小说丛刊》等大型丛书,以作者阵容强大、内容充实、售价低廉,为当时衰弊不振的现代文学界注入了一脉清冽的甘泉,在文学史和出版史上,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  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主持编辑事务之际,已是一个蜚声中外的知名作家。按说,他完全可以凭借个人才华,驰骋在自由的文学领地,创作出更多的作品流传于后世,但他却选择了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工作为职业,而且是义务劳动。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力量,使一代文学大家对编辑出版事业如此钟情呢?

  当初巴金还未成名之时,写了长篇处女作《灭亡》,因缺乏自信,不敢投稿,让朋友帮他自印几百册。当时为《小说月报》主编的叶圣陶慧眼识珠,从巴金朋友那里,发现了小说的原稿,将之连载于《小说月报》上,并作了热情洋溢的推荐。这件事对巴金触动很大,五六十年后他还不能忘怀地说:“我在一些不同的场合讲过了我怎样走上文学的道路,在这里我只想表示我对叶圣陶同志的感激之情……倘使叶圣陶不曾发表我的作品,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,做不了作家;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。”巴金后来自做编辑,未尝不是推己而及人,因个人曾经受益而有意反哺社会的结果,尤其是对他这样一个一贯信奉安拉其主义的人来说,其心路历程,更有可能如此。

  安拉其主义又称无政府主义。正义、互助、奉献自己,是安拉其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。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作义务编辑,从伦理上,给巴金提供了一个奉献自我的工作岗位。巴金后来这样总结说:“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,写稿、看稿、编辑、校对,甚至补书,不是为了报酬,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,需要发散、消耗自己的精力。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: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,在于给予,而不是在于接受,也不是在于争取,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,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,献给读者,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。”

  作为一个出版社的总编辑,巴金虽在思想上接受安拉其主义,但在编辑上却采取兼收并蓄的选稿原则,广泛出版不同类型、不同派别的图书,显示了一个优秀编辑家所应具备的开放和包容的编辑态度。海外学者司马长风在介绍《文学丛刊》时,特别指出:“破除门户之见,编辑的作品包括各派系的作家:其中包括批判巴金小说的刘西渭的作品,尤见巴金的气量和风度。”

  曾经因叶圣陶编辑上的提携而顺利走上文学道路的巴金,在自己当上编辑后,有心追效前贤,同样把发现和培养新作家,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。曹禺的剧本《雷雨》存放了两三年,是巴金从靳以那里看到后,将之发表于《文学季刊》上,后来又以单行本的形式收录于《文学丛刊》第一集中,接着又在第三集中出版了曹禺的另一剧本《日出》。正是这两部话剧的出版,奠定了曹禺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重要地位;而巴金的编辑发现之功,寓其中矣。类似的例子还有:何其芳的第一本诗与散文合集《画梦录》,荒煤的第一篇小说《灾难中的人群》,都是被巴金采用。罗淑、刘白羽、萧乾、芦焚、臧克家、丽尼等人的处女作,都是在巴金手下出版,从而使这些文学新人在文学界崭露头角。在鼓吹“个个是名家,篇篇是名作”作为惯常营利手段的出版商业环境中,巴金坚持以文学的而非商业的标准,履行编辑人的文稿选择职能,显示出了他真挚的编辑良知和卓尔不群的编辑胆识。

  不难想到,一个在编辑岗位上乐于奉献自己精力的人,他的编辑作风必然也是严谨认真,尽责尽力的。虽说巴金身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,但文化生活出版社是一家规模较小的出版机构,总编除了组稿、审稿外,还做着校对、跑印刷所,乃至于装帧设计、广告宣传等烦琐的具体工作。《文学丛刊》的书装就是由巴金自己设计的,自然、朴素、大方,独具风格。文生社所出图书的内容介绍及广告词,亦大多出自巴金、丽尼等人之手,语言精炼,文笔优美,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。“巴金比别人更认真”,这是编辑作风同样严格认真的鲁迅,在与巴金的编辑工作交往中,给予巴金的高度评价。

  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14年之久,其中一大半时间是在战火纷飞、颠沛流离的抗战年代。在敌人的炮火下,在敌机的轰炸中,巴金一边编稿子,一边冒着生命危险跑印刷厂发排稿件,取校样,书刊出版后,又亲自打包、邮寄外地。在他编的《生人妻》后记中,他这样写道:“飞机在我的头顶上盘旋了三天了。谁能够断定机关枪弹和炸弹明天就不会碰到我身上?然而我活着的时候,我还是要工作。我愿意趁这个时机,多做完一件事情。”广州失陷前一天,巴金丢弃了大部分行李,带着《文丛》第2卷第4期的全部纸型转移到桂林,将刊物出版,并创办了文生社桂林分社。他在《文丛》第2卷第5、6期合刊的卷头语中说:“这本刊物是在敌机接连的狂炸中编排、制型、印刷的。倘使它能够送到读者诸君的眼前,那么请你们相信我们还活着,而且还不曾忘记你们。”之后随着日军侵略的扩张,巴金先后转移到昆明、贵阳、重庆等地。无论在怎样恶劣环境下,他都忠于职守,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上。

  巴金在文生社的14年,是他一生中最为宝贵的大好年华,他将之付给了编辑出版事业,写作反倒成了业余。然而,巴金依然凭借他的勤奋努力,笔耕不辍而成为多产的作家——他的文集长至26卷;这原本是可以更长的。萧乾就曾说过:“倘若他没从1935年的夏天就办起文化生活出版社(以及五十年代初期的平民出版社),倘若他没把一生精力最充沛的二十年献给进步的文学出版事业,他的文集也许应该是四十卷。”然而,巴金却从未于此,作过任何的得失计较,也不曾流露丝毫的后悔之意,相反,在他的内心深处,只体验着欣慰和快乐——一个编辑者的欣慰,一个奉献者的快乐。在这个精神境界上,鲁迅、叶圣陶、巴金这三大文豪,又有了相同之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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